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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二十七年，对于中华帝国来说，又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年份。在全世界经济普遍乏力，恢复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中华帝国经济的高速繁荣令其他国家一片羡慕嫉妒恨。

中华帝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土没有受到战争波及，这是中华帝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而世界大战期间，中华帝国向协约国和同盟国大做军火生意，发了不少战争财。中华帝国的资本家在战时获得了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储存了充足的资金，工业管理的改进和技术革命的刺激，令中华帝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而中华帝国通过对美战争，夺取了美国大量的海外领地，夏威夷的蔗糖业、阿拉斯加的金矿业、菲律宾的橡胶业、古巴的可可、烟草等世界支柱性暴利行业悉数落入中华帝国手里，加上从美国攫取的200亿龙币战争赔款，是中华帝国战后经济高速膨胀的直接动力。

同时，西班牙大流感给欧美各国造成的巨大破坏，给欧美原本就脆弱的经济以重创，可谓雪上加霜。

这样，中华帝国和欧美各国的经济此长彼消之下，中华帝国变成超级经济强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后的中华帝国的工业生产发展神速。从1918年到1927年的九年间，中华帝国的钢产量从4490万吨增长到5640万吨，提高了26％。这期间伴随着全球钢铁需求在战后的大规模低迷，大量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钢铁公司陆续关门和倒闭，而中华帝国却经历了上万家钢铁公司陆续合并、重组、破产等冲击，成功的度过了难关，由自由钢铁公司演变成只有20多家的垄断钢铁集团，保证了中华帝国的钢铁工业在全球的龙头地位。

各国在战后的钢铁产量急剧减小，美国的钢铁从1916年的3200万吨降至1926年的500万吨，德国从战前的1852万吨降至840万吨，英国则是从战前的744万吨降至520万吨，法国到1926年总产量更是不足300万吨，超过500万吨的缺口需要从中华帝国进口。土耳其、希腊、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钢铁行家基本上被战火夷为平地，90%的钢铁需要从中华帝国进口。而苏联在战后的钢铁生产基本上报废，战前还有16万吨的产能，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因为缺乏资金、设备和原料，甚至连生产生铁都困难。不过，自从中苏贸易口岸开启，苏联勒紧裤腰带花费巨资从中华帝国进口了整套的钢铁生产设备和技术，到了1926年底，苏联的钢铁生产异军突起，达到了586万吨。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令全世界各国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恐惧。

中华帝国在大战期间就进行的电力工业革命，到了战后得到快速发展。发电量从战后的光华十七年的713亿度增长到光华二十七年的1167亿度，提高了65％。新兴工业有汽车业，电力、电机与电器业，无线电气工业，航空工业，电影业。汽车生产从1900年的8000辆增加到1927年的4.2亿辆，汽车的使用推动了公路桥梁的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并促进了石油、轮胎制造、公路修建及钢铁业的巨大增长，加油站遍布全国各地。唐绍仪内阁执政时期，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北洋证券工业指数从战前的192点升至1927年元月的288点，工人就业率98%，收音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小汽车成为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小城镇迅速成为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战时住宅建筑规模大为缩小，为战后住宅建筑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几十层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华人的生活水平使欧美人吃惊，人们称这一时期为“光华盛世”。 1927年，全世界使用的汽车91％是中华帝国生产或者中华帝国公司授权海外基地组装生产的。收音机在中华帝国已经是普及于寻常百姓家的设备了，并成为中华帝国新婚家庭必备之物。汽车工业、电器工业、石油化工、生物医药和建筑业成为20年代中华帝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支柱。国民总收入从1919年的650.9亿龙币增至1927年828.1亿龙币。人均收入从1919年的620美元增至1927年的681美元。中华帝国向海外的资本输出额从1918年的70亿龙币增至1927年的272亿龙币（二者都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欠中华帝国的债务），中华帝国的商品输出从1919年的69.71亿龙币增至1927年的151. 57亿龙币。从1919年到1927年，中华帝国的整个工业体系生产率提高40％，农业提高26％。北_京、天_津、上_海成为全球前三大金融中心，伦敦则降至第四位，纽约在中华帝国的控制下成为第五，柏林屈居第六位。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隐藏着不少的危机。

首先，是农业长期不景气。农产品价格下降，很多农民陷入沉重的债务，有的失去农田，背井离乡。许多农场主也破产了，农民的收入偏低，购买力大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欧美各国的农业生产已相继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华帝国的农产品输出大为减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生产增长不快，结果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

其次，一部分工业部门如纺织、煤矿、造船、制革等部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开工不足，不少工人失业。再者，由于企业集中程度高，兼并之风盛行，中小企业受排挤，财富分配变得悬殊起来。据中华帝国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中说：“国内占人口1％的最大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达33％；而占人口87％的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广大人口只有8％的财富”。到1927年，15家大公司集团控制了全中华帝国电力的80％，20个集团控制了98.5％的跨省输送电路等。1927年约30％的中华帝国家庭总收入在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4％。

当然，就中华帝国的国民人均收入而言，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贫富差距只是相对于本国国民自身而言，如果跟欧美国家的同等阶层的人相比的话，中华帝国国民依然是最富裕的。

第四，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国民盛行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1924年，中华帝国财政厅已经停止对汽车等奢侈品的补贴法案，但国民已经离不开汽车了，到了1927年，60％的汽车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的，而且国民的品位不断提升，普通的代步车已经不喜欢了，专挑昂贵的轿车。其他如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到私人豪华住宅和别墅也大量采取赊购的方式。

第五，这一时期投机活动猖獗，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大量发行，大企业主、金融寡头大搞投机倒把，普通的中华帝国国民也被卷入大买股票寻求发财的热潮中去。

还有，国际经济中的潜在因素也加深了国内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到1925年，欧洲等地区国家共欠中华帝国133亿龙币的债款。欧洲的贫困和中华帝国的高额关税，使中华帝国的海外市场日益缩小。

当然，中华帝国的地方官员也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华帝国官员们来说，他们本身不缺钱，因为帝国政府奉行高薪养廉政策，官员的收入足够他和他的家庭生活所需了，加上廉政公署和人民检察院的强力监督，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的问题极低，几年也没有一件。但是，帝国官员们都想往上爬，他们没有生活负担，但有政治压力，每年帝国中央选拔提升官员都靠政绩来衡量，因此各省州地方市县官员为了他们的政绩，往往盲目号召当地人民做事，盲目进行投资建设，例如房地产开发、银行信贷、工业股票投资等，不需要商人们出面，政府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就会主动号召，这些都埋下了很多问题和隐患。

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华帝国繁荣的背后，这些隐藏着的问题都说明中华帝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但经济危机的不祥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所有问题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到金融问题上面来，中华帝国内阁已经就此召开的多次会议，商讨对策。

战后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拥有黄金最多的国家，国家黄金储备2.5万吨，民间黄金储备约0.9万吨，占据全球黄金总量的95%。这笔巨额黄金储备，保证了中华帝国金本位制经济体系的稳定和繁荣，龙币凭此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可以跟黄金直接兑换的硬通货。但是在全球黄金年产量上面，却不是最多的。

中华帝国本土大陆区的黄金年产量不过90吨左右，光华二十七六年的数据统计表明，中华帝国长城以南地区的黄金年开采量极低，总产量不足5吨。不过，随着中华帝国对北疆地区的持续大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金矿成为中华帝国本土主要金矿生产基地。主要金矿集中在西伯利亚的马加丹州科隆马河地区，年产黄金22吨，阿穆尔州腾达外兴安岭金矿区，年产黄金13吨，西伯利亚中部的阿尔丹河和亚纶那河地区，年产黄金25吨，西伯利亚西部的叶塞尼河中上游金矿区，年产黄金15吨。另外，西疆、南疆每年分别贡献5吨和3吨黄金左右。

而中华帝国的海外领地当中，阿拉斯加、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每年还可以贡献10吨左右的黄金。

不过，中华帝国的黄金矿业公司在共荣圈内的各个联邦成员国境内却控制了大量的金矿区，每年向中华帝国贡献120多吨黄金。重要的金矿区包括在在澳洲的伯丁顿金矿区年产量20吨黄金，卡尔古利金矿区年产量25吨；在巴布亚境内的格拉斯伯格金矿区每年向中华帝国贡献56吨黄金。

整体上，中华帝国每年可以获得220吨黄金左右，但这只能勉强维持中华帝国的经济繁荣。原因是中华帝国在战后成为全球唯一的经济强国，经济增长强劲，到了光华二十七年时，中华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亿龙币大关，以20%的速度高速增长，按照流通货币应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和货物流通量的2倍的乘加和值来计算，中华帝国央行应该在光华二十八年额外发行200亿至300亿的龙币用作世面流通所需，这样才可以保证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最大限度的维持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中华帝国以金本位制作为基础，龙币和黄金实行严格的等值挂钩法律，发行龙币必须以国库黄金储备量作为衡量标准。但中华帝国在光华二十七年的黄金开采量只有218吨，用于国库储备的黄金只有180吨（其他被民间购买），从海外贸易结算后回流国库的黄金也不过300吨，按照中华帝国的龙币发行法律标准的话，只能增发70亿龙币，黄金的短缺已经开始制约中华帝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了。